如何实现“稳增长，调结构”

1. 如何实现“稳增长，调结构”

中央新的领导班子提出“稳增长，调结构”的宏观经济政策，近几个月已明显在经济增长层面展现出来。全国经济增长率连续数月低于
7.5%
，而在外贸、基建、内需方面增长势头趋稳，据悉今年前六月税收没有完成增长目标。电动自行车行业较去年同期产销量下滑15%—25%
，自行车和电动三轮车也受到影响同比下滑20%左右。行业总体形势仿佛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时相似。2009年-2012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在传统行业产能过剩的形势下，电动自行车行业也不例外，很多市场不搞促销不卖车，甚至搞促销也卖不了多少车，一轮又一轮的以旧换新透支着市场。已进入成熟期的电动自行车行业在宏观调控下增长更显乏力，看来电动车企业压缩过剩产能实施“稳增长，调结构”刻不容缓。
无独有偶，在传统手机时代，诺基亚、爱立信、摩托罗拉曾经是霸主，但是短短几年，由于没有跟上智能手机的步伐，在产品结构调整中败下阵来，在当前的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全都跌出五强。苹果和三星后来居上。国内名不见经传的小米、酷派榜上提名，紧随苹果、三星之后，其原因也在于调整快、定位准，如小米手机只做网上销售，只定位于年轻学生，年销售额达70个亿。
现今的电动车行业，面对当前形势，有的企业响应中央号召调结构、做定位、搞创新、保客户、稳增长，向快速增长的电动三轮车等新兴行业投资；有的企业逆势而动，降低品质、扩大产能、拉低价格、赔本促销、抢占市场、拼死一搏；有的企业静观其变，穿老鞋走老路，走不下去就关门。
第一种企业是无疑智慧的，第三种企业是本轮结构调整下马关门的重点对象，最有争议的是第二种企业，有人说高明，有人说冒险。让我们做一下分析，在电动自行车的快速增长期，所谓的台风来了，猪都能飞上天，在这个时候扩大产能、降低价格、抢占市场，无疑是高招；但在增长期结束，要想超越前者就得花费其曾经投入费用总额六倍以上的人财物力，才有可能成功，风险极大。如果资金链断裂，将面临灭顶之灾，而且获得的还是一个落后的产能基础。
这样的情况，电动车行业有前车之鉴，曾经辉煌一时的凤凰和轩马就是例子，别的行业也很常见，比如在阴极射线管显示屏向液晶屏过渡的过程中，曾经的上市公司，安彩高科没有向液晶屏研发投资，而是买下了美国产业结构调整下来的阴极射线管流水线，一跃成为全球老大。但几年后，因为液晶屏实现换代，安彩高科不仅无力进行液晶屏技术改造，而且背负了产能过剩的包袱，很快ST
，随后被兼并重组。
天津三枪电动车公司肯定要走第一条路，俗话讲“政策就是钱”，响应中央政策就是正道，做反潮流的明星，不仅冒风险，更要最终付出代价。
目前，我公司已与全国十大品牌策划公司济南光华博思特进行合作，对品牌、市场、产品进行定位包装；与行业最有影响力的天津戴维工业设计公司进行战略合作，对定位产品进行全系列设计；与国家自行车检测检验中心和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进行CCC认证方向的深度合作，对电摩和电动三轮车长期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我公司未来将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全新的营销模式，智能电动车和电动三轮车将成为重点研究发展方向，会议营销、网络营销将成为未来扩展市场的新手段。创新产品，挖掘潜在需求，开拓新渠道也将是这次“稳增长，调结构”的主要策略。

2. 如何协调好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关系

稳增长是调结构的前提和目标
    一说调结构，常容易与经济增速下滑联系在一起，好像要调结构就不可避免地带来经济增速的放缓。而稳增长就意味着搁置结构调整，似乎稳增长与调结构是两回事，顾此就必须失彼。这其实是一种误解。稳定经济增长与调整产业结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有利于我市加快“两先区”建设，有利于改善民生，提升城市功能，社会和谐稳定。
    具体而言，稳增长是调结构的前提和目标，强调经济发展的最终结果。我市只有保持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才能保证财政收入的增长，才能保证一定的就业水平，才能在发展中解决其他问题。因此，调整产业结构，必须在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前提下进行。稳增长主要包括三层含义：一是既不追求10以上的高增长率，也要防止经济增长率大幅下滑；二是这种经济的平稳增长应该在一段较长时间内具有较强的可持续性；三是这种平稳增长应该建立在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带来的较高增长质量基础之上，是增长速度与增长质量的有机统一。尤其是日益严峻的资源和环境约束，更是要求实现要素节约、生态环境友好的高质量平稳增长。
    经济增长来源于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稳增长是要稳定住“三驾马车”对经济拉动的合力，而不是单独稳定、甚至片面放大某驾马车作用。长期以来，各地十分重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其次重视出口的拉动作用，而对消费、尤其是内需这驾马车有所忽视。这不仅导致经济增长片面失衡，也导致居民消费水平提升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失调，居民享受经济发展果实的程度大受影响，并引发各种不满。因此，稳增长首先就是要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扩大居民消费，提升居民福利。其次，还需要继续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为投资营造良好条件和环境，释放民间投资潜力，保持投资适度规模和速度。例如，在我市城市基础设施重大项目、中心镇基础设施项目等建设中，若能积极吸纳民间投资，不仅可以加快工程建设，还能有效避免民营资本进入高能耗、高污染、附加值低及产能过剩等领域，充分发挥其拉动经济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双重作用，真正做到既解近忧，又除远虑。稳增长还需要发挥出口的支撑作用，采取更加有效的政策措施，开拓新兴市场，调整出口产品结构，实施品牌战略，提升出口竞争力。

    调结构是稳增长的重要途径
    调结构是稳增长的重要途径，强调经济发展的工具和手段，也是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生生不息的动力。调结构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调整“一二三”三次产业结构。对我市而言，主要是在稳定第一产业的基础上，调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例。我市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一直高于第三产业10个百分点左右。根据三次产业结构由“一、二、三”转为“二、三、一”，最终转为“三、二、一”的演进规律，我市调整三次产业结构的重点应该是大力发展金融、物流、科技、旅游等现代服务业，近期内实现与第二产业并重，二、三产业两轮驱动的产业格局，长期内实现“三超二”，把我市建成东北地区现代服务业基地。调结构的第二层含义是指调整三大产业内部细分行业之间的比例。对我市而言，调整第一产业内部结构主要应该减少粮油等大田作物种养殖模式，着重发展蔬菜、水果、花卉、海珍品养殖等都市型设施农业。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调整主要是由低附加值、低档次的传统服务业转向发展高附加值、高档次的金融、科技、电子商务等现代服务业。例如，2013年，我市增加值总额过亿元的“亿元楼”总数已经增加为8座，充分说明了金融、科技、电子商务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价值和前景。
    工业经济内部结构的调整是我市调结构的重点和难点。老工业基地的城市历史沉淀使得我市工业经济一直呈现“重化工业”主导的特点，石化、装备制造、造船等传统重化工业比较发达，消费类的轻工业发展相对落后，创新性很强的新兴工业发展尚未形成规模。因此，调整我市工业经济内部结构需从三方面入手，一是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对石化、装备制造、造船等我市传统优势和支柱工业进行优化升级，属于存量调整；二是力推我市食品、家具、服装、数码产品等消费类轻工业全面走向国内外市场，属于存量扩张；三是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属于增量发展。例如，我市已经初步实现产业化的碳纤维、锂电池、新能源汽车等，就是很好的以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调整工业经济内部结构的案例。

3. 如何实现稳增长调结构

1、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地方经济发展；2、发挥财政职能，注重用发展规划指导结构调整，引导生产要素流向效益相对较高的领域，并主动退出低效、过剩和不符合“两型”要求的领域；3、用经济手段引导结构调整，让企业自身在竞争中权衡利益得失、优化资源配置，最终通过市场来淘汰落后企业和过剩产能；4、用各类平台服务结构调整，为各个行业健康发展提供规范，为各类企业沟通协作牵线搭桥，为各种资源合理配置提供通道，推动经济结构加快转型升级。

4. 如何协调推动经济稳定增长和结构优化

稳增长和调结构相辅相成。我们既要全力保持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又要积极促进经济转型升级、行稳致远。 

加快培育消费增长点。鼓励大众消费，控制“三公”消费。　　
增加公共产品有效投资。确保完成“十二五”规划重点建设任务，启动实施一批新的重大工程项目。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坚持“三农”重中之重地位不动摇，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让农业更强、农民更富、农村更美。
推进新型城镇化取得新突破。城镇化是解决城乡差距的根本途径，也是最大的内需所在。要坚持以人为核心，以解决三个1亿人问题为着力点，发挥好城镇化对现代化的支撑作用。
加大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力度。
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城镇化难点问题。抓紧实施户籍制度改革，落实放宽户口迁移 政策。对已在城镇就业和居住但尚未落户的外来人口，以居住证为载体提供相应基本公共服务，取消居住证收费。
提升城镇规划建设水平。制定实施城市群规划，有序推进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同城化。
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统筹实施“四大板块”和“三个支撑带”战略组合。
把“一带一路”建设与区域开发开放结合起来，加强新亚欧大陆桥、陆海口岸支点建设。
推动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
新兴产业和新兴业态是竞争高地。要实施高端装备、信息网络、集成电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等重大项目，把一批新兴产业培育成主导产业。
服务业就业容量大，发展前景广。
提高创新效率重在优化科技资源配置。要改革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管理方式，建立公开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

5. 如何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上半年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提出既要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充分做好应对各种复杂困难局面的准备，又要牢牢把握重大调整机遇，积极有为，创新求进，坚持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努力实现三者有机统一。怎样做到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就此，记者日前采访了本报专家委员会成员、内蒙古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苑德军博士。 

　　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 

　　记者：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速为7.6%,虽然总体保持平稳，但已经连续两个季度出现小幅下滑。我们应当如何分析当前的经济增速放缓？ 

　　苑德军：从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角度分析，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进出口增速回落明显。受欧洲经济低迷不振、国内工业生产放缓、出口产品成本提高、人民币汇率升值、贸易摩擦加剧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上半年进出口呈现逐步回落态势。 

　　二是消费增速放缓。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2.7%，同比回落1.7个百分点。消费增速下滑，既有中央八项规定出台遏制公款消费带来的影响，也和居民收入增速不快对消费的制约有关。 

　　三是政府的主动调控。新一届中央政府上任以来，表现出对经济增速放缓的较高容忍度。面对经济增速放缓，中央政府没有出台刺激政策，不再走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老路，而是致力于推进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以释放经济增长的活力和潜能。 

　　一国经济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高增长之后，必然减速进入中速增长阶段。这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近10%的高增长之后，制约经济增长的一些主要因素发生了重要变化，原有的社会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分配结构等经济增长的内在力量，已经无法支撑和推动经济继续在高增长轨道上运行，经济潜在增长率明显下降。自然，经济增速放缓也就不可避免。 

　　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 

　　记者：处于经济增速放缓、“调结构”、“转方式”步伐加快大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在运行中存在哪些主要矛盾？ 

　　苑德军：首先，是“稳增长”与“调结构”的矛盾。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核心问题，不是总量而是结构问题。“调结构”是“稳增长”的基石，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必由之路。通过“调结构”解决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各种结构性矛盾，有利于为中国经济增长构建坚实的产业结构和动力结构基础，增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延长增长周期。而“稳增长”可以为“调结构”提供适宜的经济环境，提供好的基础和条件。如果经济大幅下滑，“调结构”的动力会削弱，空间也会被严重挤压。“调结构”是为了更好地“稳增长”，“稳增长”有利于“调结构”，两者具有一致性。不过，短期内两者还是有冲突的。“调结构”势必要淘汰落后产能，压缩“两高”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和产出。当短期内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和产出的增加不足以弥补前者的减少时，经济增速必然受到影响。 

　　其次，是“稳增长”与“防风险”的矛盾。伴随着经济下行，经济与金融运行中的风险也在放大。房地产市场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是两个主要的风险策源地。从房地产市场看，高房价导致大量社会资金“脱实向虚”涌入房地产业，对实体产业投资带来“挤出效应”，容易引发产业空心化风险。高房价掩盖产能过剩，透支国民财富积累，抑制消费扩张，加剧贫富分化，也会导致贻误经济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激化社会矛盾的风险。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看，近两年债务规模像滚雪球一样迅速膨胀，风险凸显，令人担忧。而一旦高房价泡沫破灭，房价持续下跌，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不良率将明显上升，政府平台债务也将大面积违约，有的金融机构可能倒闭，并引发金融危机。因此，必须把“防风险”置于重要地位，它是“稳增长”的重要条件，可以为“稳增长”提供有利的金融环境。不过，“防风险”必须推动经济的“去杠杆化”，控制房地产融资和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而这又必然影响投资规模进而影响经济增速。 

　　再次，是经济增速放缓与就业压力扩大的矛盾。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企业转型升级裁员、大学毕业生数量创新高等因素交织在一起，使经济社会面对着巨大的就业压力。特别是大学毕业生就业，已成为政府高度重视、公众热切关心的社会问题。而经济增速放缓对就业的负面影响也已显现。就业是民生之本，劳动者的就业状况，不仅关系到国民福祉和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更关系到社会稳定。在经济增速放缓趋势不可逆转的情况下，如何保住中国经济的“下限”，尽可能最大程度地吸纳就业人口，是中国经济要面对的一个长期性问题。 

　　最后，是经济增速放缓与“惠民生”的矛盾。近年来，随着财政收入持续增长，政府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支出显著扩大。但由于在社保、医疗、教育等方面欠账太多，政府还需进一步加大民生方面的投入，而这需要有足够的财力作保证。经济增速放缓引致的财政收入增幅下滑，制约着改善民生支出的扩大。 

　　上述矛盾是当下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各种变量之间复杂关系的具体反映。要解决好上述矛盾，必须通过有效的政策措施，协调好“调结构”、“稳增长”、“转方式”、“促改革”、“防风险”、“惠民生”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实现中国经济“稳中求进”、“稳中有为”、“稳中提质”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下半年经济走势分析 

　　记者：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您对下半年的经济走势做何判断？ 

　　苑德军：下半年“稳增长”的压力仍然很大。从国际上看，美国经济稳步复苏，房地产市场和就业市场数据较好，通胀低于预期，定量宽松政策退出预期升温，美元指数走高，预计明年第四季度或后年年初美国开始加息。美国经济趋好及货币政策可能的变化，使得“热钱”流出，外汇占款增速放缓，人民币贬值预期增强，进而导致流动性趋紧并给我国货币政策带来挑战。从国内看，“去过剩产能”、“去杠杆”、“去库存”仍是宏观经济运行的主线。受资产负债表不佳、融资平台扩张受限等因素制约，地方政府的投资扩张能力受到抑制。土地、资金、人力等投资要素成本上升，投资回报率下降，也制约着企业投资增速的提高。消费受城乡居民收入增幅制约，短期内也难以显著反弹。但也必须看到，“稳增长”还是有许多有利条件的。中央政府一系列深化改革举措的逐步落实，将为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在投资方面，尽管存在制约投资增长的因素，但保障房建设、棚户区改造、服务业、社会事业等新的投资增长点投资规模的扩大，还会使投资保持平稳增长。美国经济逐步向好，欧元区经济最坏时期也已过去，环比增速将由负转正。外部需求回升，再加上政府“稳外贸”措施实施，下半年出口形势有望好转，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有所提升。就物价水平看，下半年CPI仍将在低位徘徊。美元走高使输入性通胀压力减轻，经济增速放缓有利于从需求角度抑制通胀，资源和能源价格改革对通胀影响也有限。猪肉价格虽已进入上升周期对CPI有向上拉动作用，但小幅上涨对CPI影响不大。只要政府的宏观政策给力，促使经济增长的内在性驱动因素充分发挥作用，年初确定的7.5%的增长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稳增长”的对策选择 

　　记者：怎样才能在“调结构”和“防风险”的同时，实现“稳增长”的目标？ 

　　苑德军：实现“稳增长”的目标，政府宏观政策的着力点，应是致力于寻求“调结构”、“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的平衡。以下四方面的对策措施，对于“稳增长”是很必要的。 

　　第一，加快“调结构”步伐。“调结构”进程受制于政策安排、技术创新、金融支持等诸多因素。政府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通过有效的制度激励和制度约束，增强企业“调结构”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金融业应加快产品和业务结构转型，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商业银行应严格控制“两高”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授信和贷款，重点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商业银行应适应绿色经济发展的要求，不断创新绿色信贷的产品结构、业务流程和管理技术，推进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同时，努力开发适应中小企业转型升级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品种，为中小企业转型发展提供有力的资金条件。应充分发挥直接融资对“调结构”的推动作用。 

　　第二，放活民间投资。放活民间投资是实现社会公平、维护投资增速、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之举。但这些年这方面的好多政策规定只是停留在官方文件中，并未真正落到实处。政府必须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扫除阻碍民间投资进入垄断行业的行政壁垒和其他障碍。前不久国务院发布了“金十条”，决定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这是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突破。监管部门应抓紧制订出台具体的实施细则，明确准入条件，加快民营银行设立进程。全国的村镇银行目前尚不到1000家，远不能满足“三农”和小微企业的融资需要，有必要进一步增加村镇银行数量，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入股村镇银行。考虑到村镇银行的主要服务对象是“三农”，业务范围主要集中在县域地区，而小贷公司大多分布在大中城市，无法为“三农”提供金融服务，故把小贷公司转制为村镇银行的制度安排欠妥，合理的选择应是把小贷公司转制为社区银行。转制后设立的社区银行，既可以把小微企业作为主要服务对象，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同时又可保持民间资本所有者作为社区银行发起人股东的地位。 

　　第三，进一步深化改革。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把改革作为重中之重，以“简政放权”作为切入点的体制改革有序推进。人们看到了新一届政府深化改革的决心。但现在的问题是，一些要害领域和关键节点的改革进展迟缓甚至原地踏步。必须抓紧启动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改革，对处于完全竞争行业的央企须尽快实行民营化，使其从完全竞争行业中退出，资产转让收入划归全国社保基金。央企产权转让和并购重组不能由国资委通过行政手段进行，必须诉诸市场化方式。土地制度改革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内容，也应尽快提上日程。要改革建设用地供地方式，逐步剥离地方政府的土地经营管理职能，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切实维护农民利益，转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高度依赖。收入分配改革事关公众经济利益，也关系到“转方式”和“稳增长”。今年2月底，国务院出台了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但此后就没有了下文。半年时间过去了，这项改革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相关政府部门应尽早拿出具体的配套实施方案，使这项改革走出盘局迅速进入“现在时”。就利率市场化改革看，央行决定从7月20日起取消贷款利率下限，完全放开贷款利率。这一重大举措对强化利率竞争，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增强商业银行的贷款定价能力和利率风险防控能力，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如果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不能及时跟进，迟迟没有动作，就会对商业银行产生“逆激励”，存贷净息差反而可能扩大，从而抵消贷款利率市场化的积极作用。在存款利率不能一下子放开的情况下，可以采取“小步快走”策略，先扩大人民币存款利率浮动区间上限，待条件成熟后再完全放开存款利率。 

　　第四，强化金融风险防控。考虑到房地产业的高杠杆率及其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高度关联性，应把强化房地产调控作为防控金融风险的基点。房价屡调屡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只调控增量不调控存量。政府应调整调控政策，实行“调控增量与调控存量相结合”、“调控需求与增加供给相结合”的原则，通过加快不动产登记、开征住房保有税等措施调控存量，改善楼市供求关系。须优化政策调控措施组合，强化调控问责制，增强调控执行力，通过改善调控成效使房价缓慢下行实现“软着陆”。监管部门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应区分情况，分类监管，严格控制其债务规模扩张。

6. 如何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

实现“稳增长”的目标，政府宏观政策的着力点，应是致力于寻求“调结构”、“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的平衡。以下四方面的对策措施，对于“稳增长”是很必要的。 

第一，加快“调结构”步伐。“调结构”进程受制于政策安排、技术创新、金融支持等诸多因素。政府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通过有效的制度激励和制度约束，增强企业“调结构”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金融业应加快产品和业务结构转型，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商业银行应严格控制“两高”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授信和贷款，重点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商业银行应适应绿色经济发展的要求，不断创新绿色信贷的产品结构、业务流程和管理技术，推进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同时，努力开发适应中小企业转型升级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品种，为中小企业转型发展提供有力的资金条件。应充分发挥直接融资对“调结构”的推动作用。 

第二，放活民间投资。放活民间投资是实现社会公平、维护投资增速、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之举。但这些年这方面的好多政策规定只是停留在官方文件中，并未真正落到实处。政府必须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扫除阻碍民间投资进入垄断行业的行政壁垒和其他障碍。前不久国务院发布了“金十条”，决定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这是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突破。监管部门应抓紧制订出台具体的实施细则，明确准入条件，加快民营银行设立进程。全国的村镇银行目前尚不到1000家，远不能满足“三农”和小微企业的融资需要，有必要进一步增加村镇银行数量，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入股村镇银行。考虑到村镇银行的主要服务对象是“三农”，业务范围主要集中在县域地区，而小贷公司大多分布在大中城市，无法为“三农”提供金融服务，故把小贷公司转制为村镇银行的制度安排欠妥，合理的选择应是把小贷公司转制为社区银行。转制后设立的社区银行，既可以把小微企业作为主要服务对象，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同时又可保持民间资本所有者作为社区银行发起人股东的地位。 

第三，进一步深化改革。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把改革作为重中之重，以“简政放权”作为切入点的体制改革有序推进。人们看到了新一届政府深化改革的决心。但现在的问题是，一些要害领域和关键节点的改革进展迟缓甚至原地踏步。必须抓紧启动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改革，对处于完全竞争行业的央企须尽快实行民营化，使其从完全竞争行业中退出，资产转让收入划归全国社保基金。央企产权转让和并购重组不能由国资委通过行政手段进行，必须诉诸市场化方式。土地制度改革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内容，也应尽快提上日程。要改革建设用地供地方式，逐步剥离地方政府的土地经营管理职能，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切实维护农民利益，转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高度依赖。收入分配改革事关公众经济利益，也关系到“转方式”和“稳增长”。今年2月底，国务院出台了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但此后就没有了下文。半年时间过去了，这项改革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相关政府部门应尽早拿出具体的配套实施方案，使这项改革走出盘局迅速进入“现在时”。就利率市场化改革看，央行决定从7月20日起取消贷款利率下限，完全放开贷款利率。这一重大举措对强化利率竞争，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增强商业银行的贷款定价能力和利率风险防控能力，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如果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不能及时跟进，迟迟没有动作，就会对商业银行产生“逆激励”，存贷净息差反而可能扩大，从而抵消贷款利率市场化的积极作用。在存款利率不能一下子放开的情况下，可以采取“小步快走”策略，先扩大人民币存款利率浮动区间上限，待条件成熟后再完全放开存款利率。 

第四，强化金融风险防控。考虑到房地产业的高杠杆率及其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高度关联性，应把强化房地产调控作为防控金融风险的基点。房价屡调屡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只调控增量不调控存量。政府应调整调控政策，实行“调控增量与调控存量相结合”、“调控需求与增加供给相结合”的原则，通过加快不动产登记、开征住房保有税等措施调控存量，改善楼市供求关系。须优化政策调控措施组合，强化调控问责制，增强调控执行力，通过改善调控成效使房价缓慢下行实现“软着陆”。监管部门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应区分情况，分类监管，严格控制其债务规模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