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丹阳是什么样的人？

1. 赵丹阳是什么样的人？

赵丹阳  “私募教父” 赵丹阳毕业于厦门大学，获系统工程学士学位。1994年出国，从事投资和贸易，1996年进入国内证券业，从事风险投资。后加盟国泰君安(香港)公司，负责管理客户委托的资产。 2002年赵丹阳开始筹办“赤子之心中国成长投资基金”，于2003年1月16日正式配售并开始投资运作。目前赵丹阳还担任深国投·赤子之心(中国)集合资金信托投资顾问投资总监。  赵丹阳是“赤子之心中国成长投资基金（Pure Heart China Growth Investment Fund）”的创办人，有“中国私募教父”之称。近日,他以211万零100美元竞得与股神巴菲特（Warren Buffett）午餐机会。据美联社报道，沃伦巴菲特今年的慈善午餐拍卖，由赵丹阳投得，成交价历来最高。 怀疑一切 赵丹阳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 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调研上市公司上。他说过，自己是用怀疑一切的眼光来研究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希望将纸面上的东西看透。上市公司真实的营运状况、现金流和资本回报率是其关注的三大重点。 赵丹阳一密友告诉理财周报记者，“老赵以前开过公司，知道做实业很不容易，而且要和形形色色的骗子打交道。在他做投资之后，在判断公司业绩的真假方面，很有自己的一套。”这位密友就此回想了几件事情。 “当年，老赵去银广夏调研，对方不让进。他便去天津税务局查看了银广夏每个月的用电额度。当他发现这么大一个公司每月用电额度仅上百度之时，便打道回府。从这一点，他就怀疑这是一家骗子公司。”该人士说。“老赵对判断公司价值的工作做得非常细致：2001年，在决定是否要买某只高速公路股票前，他亲自到收费站蹲点，数车流量以便观察这家上市公司的真实运营情况。” 东莞证券首席分析师李大霄与赵丹阳有过几面之缘。李大霄认为，在大家纷纷建立信托的时候，赵丹阳却清盘了旗下所有的A股信托，勇气可嘉。现在对赵丹阳进行盖棺定论为时尚早，他的未来仍然存在很大的可塑性。“今年A股的解禁股将占2007年流通市值的35%，整体估值的下降是有很大可能的，看空也许是一种准确的预测。这个市场上，能生存下来的人各有特色：巴菲特这样的价值投资者能生存，索罗斯这样的频繁操作者也能生存。赵丹阳未尝不可。” 赵丹阳的第一封告知信： 亲爱的投资者： 您好！ 2007滴滴答答地从身边滑过，时光飞逝。 对赤子之心的投资者而言，今年是艰苦的一年。同任何相关指数相比，我们都远远落后。在此，我们深表歉意。 赤子之心香港今年加权收益率约为13 %，同比恒生指数上升38.06%，国企指数上升54.32%；赤子之心香港过去五年累计升幅约为541%； 深国投赤子之心(中国)集合资金信托全年加权收益率约为48%，同比上证指数上升96.7%；过去四年累计升幅约371%； 深国投赤子之心投资哲学集合资金信托全年加权收益率为47.37%； 深国投赤子之心(中国)2期集合资金信托累计加权收益率约为22.12%； 平安PUREHEART中国成长一期集合资金信托累计加权收益率为49.25%； 平安PUREHEART中国成长二期集合资金信托累计加权收益率为24.54%。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时间拉回2002年，那时香港仍未走出97金融风暴的阴影，房地产和股市非常低迷。当时恒生指数在10000点左右，H股指数在2000点左右，我们在香港成立赤子之心中国成长基金。2003年初，基于中国的基本面，我们认为H股未来若干年有望挑战10000点(见相关媒体报道)，所有人都认为是笑谈。 2004年初，大陆A股市场已经下跌了近三年，系统性风险已经释放，我们和深国投合作成立赤子之心中国一期。2005年5月25日，A股1060点，同样基于中国强劲的基本面，我们认为A股未来三到五年会达到3000到5000点(见相关媒体报道)。 2006年底，在致投资者信中，我们谈到“充沛的流动性一次次把市场推向更高的位置。2007年我们最重要的事情依然是风险控制，在适当的时机有些估值偏高的股票，我们会考虑套现。”至今日，H股和A股都已越过我们所理解的范围，我们在H股10000点，A股3500点实现了我们的收益。回头看，我们过早地出局。指数的顶和底永远是个谜。今天，就我们的投资能力，已找不到既符合我们投资标准又有足够安全边际的投资标的。未来一段时间，市场的强劲也许会持续很久，经过慎重考虑，并和两个信托公司沟通后，赤子之心作为顾问的所有信托将尽快清盘。将投资款返还给投资者，便于投资者自由把握未来投资机会。 还有好多就不多说了.....

2. 赵丹阳的个人评价

社会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调研上市公司上。他说过，自己是用怀疑一切的眼光来研究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希望将纸面上的东西看透。上市公司真实的营运状况、现金流和资本回报率是其关注的三大重点。业内东莞证券首席分析师李大霄与赵丹阳有过几面之缘。李大霄认为，在大家纷纷建立信托的时候，赵丹阳却清盘了旗下所有的A股信托，勇气可嘉。现在对赵丹阳进行盖棺定论为时尚早，他的未来仍然存在很大的可塑性。“今年A股的解禁股将占2007年流通市值的35%，整体估值的下降是有很大可能的，看空也许是一种准确的预测。这个市场上，能生存下来的人各有特色：巴菲特这样的价值投资者能生存，索罗斯这样的频繁操作者也能生存。赵丹阳未尝不可。”赵丹阳给投资者的告知信朋友赵丹阳一密友告诉理财周报记者，“老赵以前开过公司，知道做实业很不容易，而且要和形形色色的骗子打交道。在他做投资之后，在判断公司业绩的真假方面，很有自己的一套。”这位密友就此回想了几件事情。“当年，老赵去银广夏调研，对方不让进。他便去天津税务局查看了银广夏每个月的用电额度。当他发现这么大一个公司每月用电额度仅上百度之时，便打道回府。从这一点，他就怀疑这是一家骗子公司。”该人士说。“老赵对判断公司价值的工作做得非常细致：2001年，在决定是否要买某只高速公路股票前，他亲自到收费站蹲点，数车流量以便观察这家上市公司的真实运营情况。”

3. 赵丹阳的介绍

赵丹阳，1937年出生，山东人，主任医师。1963年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从事外科临床30余年，以治疗胸外科疾病为特长，由于不断学习国内外新技术，胸外科手术在邯郸市名列前茅，特别对食道肿瘤手术治疗的研究矢志不移，有创新和独特见解。

4. 赵丹阳何许人？

中国私募教父”与“偶像”巴特菲共进午餐 赵丹阳何许人也？“赤子之心中国成长投资基金”的创办人，有“中国私募教父”之称。Ebay第六次竞拍巴菲特午餐资格的时候，他以211万美元的高价拍下今年与股神巴菲特共进午餐的机会，价格是去年的三倍多，是历年来最高的一次。 全球股市大肆低迷，中国股市屡次跌破，2007年赵丹阳仅仅获益20%，收入大为缩水，据说还不得不清盘。作为漩涡中的投资者，能一听巴菲特的投资之道，可能对于他的业务以及名头都大有裨益。史上最昂贵的午餐不在于肚子里边消化了什么，而在于舌头说了什么以及大脑消化了什么。此前，这样的拍卖活动是在线下进行的，所以说赵丹阳的史上最贵黑饭吃得很爽。 投资哲学 活着，在中国投资市场 毕业于厦门大学，获得工程学学位，1996年便进入证券行业，赵丹阳是国内最为推崇巴菲特价值投资的投资人之一，也是真正身体力行的之一。 买入价值被低估的股票，然后长期持有，这就是赵丹阳的投资原则。“在低迷、阴冷的市场里，我可以从容不迫地享受买入的快乐。” 技术分析、电脑行情，资产定价模型他不怎么关注。他喜欢掌握企业生存的脉搏，从而破解企业那颗奔腾的芯。这么说来，赵丹阳更像明星企业的狗仔记者。 “活着是第一位”不但是赵丹阳的投资哲学之一，也贯穿他对公司的管理中。招聘员工，他会问对方有没有亏过大钱。亏过？太好了，优先录用。 “只有那些曾经倾家荡产的人才懂得风险，知道在这个市场上赚钱是件蛮难的事情，才会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手中的资金。而且被重创后还能在这个行业做下去，说明他们具备了做优秀投资人所必备的勇气和意志。” 赵丹阳信奉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所以他才如此疯狂投标巴菲特。而在日常工作中，他经常相信自己的眼睛。“很多人了解企业，喜欢问老总或董秘。我不喜欢。他们多数会讲企业的前景如何如何好。所以见到老总，我只问企业最坏的情况是什么，其他的我自己去看。”赵丹阳可谓非权威、非官方论调的主要支持者。 私募教父 国内信托发行私募基金第一人 从2001年6月起，赵丹阳开始关注同仁堂科技这只股票。赵丹阳除了请教医生对同仁堂的评价，每月都会去药店一趟，看六味地黄丸瓶底的出厂日期，计算它的流通速度。 “我们认为定价至少在8元以上，可是2001年经历9·11事件后，同仁堂科技在香港的市价曾一度跌至4元以下。”“虽然那时香港股市一片恐慌，我们却认为难逢的机会来临了。很明显，同仁堂科技的价值被严重低估。”赵丹阳用“狮子捕猎”来形容他和客户在4～5元港币区域的大肆建仓，“决不轻易交易，要做足功课，彻底了解目标物，一旦目标物进入价值区，大举重仓”。此后，随着同仁堂的业绩稳定增长，以及香港投资者信心的恢复，同仁堂科技股价连连走高，直至目前的8~9元附近。赵丹阳和客户都从中获利不小。 其实，股票做得较好的投资者在国内比比皆是，但赵丹阳对国内私募基金行业的最大贡献是，他是国内第一家采取信托模式发行私募基金的人，这种模式，揭开了国内私募基金行业的新篇章。 事情还是从2002年开始讲起。由于2001年赵丹阳为客户资产创造了优秀业绩，在2002年，国泰君安（亚洲）资产管理公司推出“赤子之心——中国成长投资基金”，其原因也是长期看好中国经济，因此在香港市场上，推出第一只大中华区投资中国概念股为主的开放式基金。 香港是个市场化极高的地方，在香港证券市场，证券行、银行、基金公司都可发行基金。相比之下，国内发行基金还只是基金管理公司的专利。据业内人士介绍，“香港基金业竞争非常激烈，发行一只基金，初始规模能有3~4个亿，就非常不错了。” “做多中国，自香港始”是最初赵丹阳写给投资者的一封信中的一句话。 看多中国被人戏称为“狗仔队” 2002年，赵丹阳在深圳注册成立深圳市赤子之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正当中国内地和香港股市连续下跌挫伤投资者信心之际，国泰君安香港证券集团旗下的基金经理们却“看多中国”。 此时赵丹阳的名字伴随着他的大胆放言而冉冉升起。当时他的观点是：在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进程中，“蕴藏着巨大的机会”。 在sars肆虐的时候，他 还专程从香港飞到北京参加股东大会，“当时整个飞机上只有一两个客人。”买盐田港之前，赵丹阳去江下村码头。那里是边境线，警卫很森严，他就借了件工服混进去，跟码头工人聊天，数货柜的数量，呆了整整一天。为了考察五粮液的销售情况，他参加经销商大会，和经销商住一个房间，同吃同睡。五粮液的董秘说，这么多年赵丹阳是头一个这样考察企业的投资者。后来，有人戏称赵为“狗仔队”，看起来他也欣然接受了。 私募的风险摆在那里，因此他只有不遗余力地发掘有竞争力的企业核心竞争力。 从2004年后，赵丹阳开始转战国内市场，其采取信托模式发行的基金经过一段时间磨合之后开始不断成熟起来。 在2004年的前5个交易日中，大盘一路飘红，上证A股指数已经上涨了100点，到1月8日收盘时，上证A股指数报收于1610.13点。 当时很多人认为是部分国际资本在逐鹿国内市场，赵丹阳的看法是：“资本的本性是逐利的。不管政府采取多么严格的管控措施，只要有利可图，资本总会寻找到突破口的。” “国内市场上所有人都在谈‘价值发现’，但真正领会并能运用自如这种投资理念的恐怕只有QFII和这些境外游资。游资会在市场上找一个宣泄口，它们肯定先找出一个核心的领军人物，而这些个股必定是宝钢、联通、长江电力这样的大盘蓝筹股。”赵丹阳说。 赵丹阳这些观点都被印证。 A 股3500 点他清盘离场 胆小，在其他行业可能属于负面评论，但在私募基金行业，很多基金经理人都喜欢用胆小来形容自己。 赵丹阳属于真正的胆小的人，他对经济和投资的判断部分来自悲天悯人的忧心，部分则来自对投资本身的担心。正是因为赵丹阳属于真正做投资的人，所以他经常会戴着比常人更加悲观的眼镜去分析经济，经济中的缺陷在他眼中也会被放大。 一私募基金经理告诉记者，赵丹阳在3500点后看空并且清仓，此后一直没有入市。赵丹阳现在对市场仍然看空，认为市场会最终回到2000点左右的水平。随着市场的重心下移，距离他的目标价位已为期不远，“不排除赵丹阳重新出山的可能。”阳光私募基金的老温说，“2007年的牛市中，赵丹阳屡屡踏空，曾经引发无数质疑，而这段时间以来，市场大跌，又有不少人士开始重新认同赵丹阳了。 本报综合

5. 赵丹阳的个人作品

在医院管理上创造出“MBO”管理，使医院沿着科学管理的道路前进，创造一套中型医院的管理模式，并获得卫生经济学会优秀论文二等奖，市优秀科技成果三等奖，谈“科技兴院的构想”获市百业信息大赛一等奖，在《邯郸报》、《工人日报》、《健康报》等均有报导，《健康报》曾以“为地火保驾的人”专题报道了业绩，经过不懈努力，科技成果不断增加，多次获得市科技进步先进个人，成为“当代赵都名医”。《再铸辉煌》一书专文刊载，收录《中国当代高级医师大全》，收录中国第一部“寻医问药台历”，1992年获得国务院批准的在发展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做出突出贡献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6. 赵丹阳的个人语录

2000年2000年美国的经济2000年美国的经济进入顶峰，互联网的泡沫破裂使美国进入衰退期。格林斯潘为了挽救美国经济，01年9.11后又再次大幅降息，使03年美国利率降至45年最低点，在1%的位置停留了有一年半，造成了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埋下了次债风波的种子。美国今天的实质问题是，过去20年大量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至中国、印度，互联网和通讯泡沫过后，美国的创新又未跟上来，暂时没有形成大的新兴产业，而房地产和金融只能在低利率下暂时繁荣，不能作为主导产业长久支撑整个国家。今天，美国政府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上都是负债过多，需要”去杠杆化”削减负债率，更重要的是，产业的空洞化造成了企业和家庭的经常性损益受到破坏。如果说金融风暴是资产负债表的修正，那消费的衰退就是企业和家庭损益表的修正。除非美国短期内形成一个总量很大的新兴产业，否则这种修正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回头看，格林斯潘只是运气不好，如果不是美国近年的创新没有跟上，世界将是另外一个演变过程。2001年中国2001年加入WTO中国2001年加入WTO后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释放，互联网通讯技术的普及使中国在承接全球制造业转移过程中受益匪浅。由于人民币和美元实质的类挂钩形态[1](注：类挂钩形态: 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有一定幅度的波动，但本质仍是联系汇率)，在出口产业占GDP比例越来越高时，按“蒙代尔三角”理论[2](注：“蒙代尔三角”理论: 即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中国央行操作的困难度越来越大。2005年后，人民币升值预期逐渐变成了全球共识，有日本的历史为鉴加上美元的低利率和贬值压力，驱使全球资本都想进入中国，分享中国成长。伴随着出口的快速增长，更多的表现是外汇储备的暴涨。这么多货币进入中国后，主要的宣泄口就是房地产和股市，一个完美的泡沫形态在中国形成。如果上述原因带来货币数量的增加，那奥运会催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带来的就是货币乘数的形成，两者相乘的结果就是人类的疯狂。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中国今天的痛楚是在走向市场化经济过程中必修的一课，就像97后大多数香港人不再会过度透支买楼买股。正如前日本央行行长所说，回头看1985-1989年的日本经济泡沫，即使重新演绎，也很难完全避免。相比美国，中国的基本面要好很多，首先是政府和家庭负债率不高，尤其是家庭部分，高储蓄率使资产负债表上有大量现金，冬天来临之时有现金可以过冬。更重要的是，中国仍旧是全球制造业最有竞争力的地区，也就是说中国未来的损益表仍然是最坚挺的。回到A股和H股，我们相信2009年中国股市将会形成重要的底部。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寻找中国未来十到二十年能够代表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企业，投资的本质就是分配资本，我们把资本分配给最有核心竞争力、最有效率的企业，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大自然的春夏秋冬息息相生，每一轮严酷的寒冬将会淘汰那些内在体质不健康不适合生存的物种，每一棵倒下的大树周围将会生出更多强盛的新苗——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是推动自然界和社会进步的永恒动力。谁是中国未来的沃尔玛、丰田、微软、宝洁……彼得林奇一生寻找到很多Tenbaggers[3](注：Tenbaggers: 这个概念是由投资大师彼得.林奇提出，是指价格能涨十倍的股票)，谁会是我们未来可以赚十倍的公司呢？每个人的一生中，总会有若干次重大的机遇和挑战，在这些重要的转折关头，如何处理和面对将会对其一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我们一起来分享约翰·邓普顿爵士的投资心得。牛市因为悲观情绪而诞生，因为疑虑交加而成长，因为乐观情绪而成熟，因为亢奋狂喜而死亡。极度悲观弥漫时，正是买入的最好良机，而极度乐观洋溢时，正是卖出的最好良机。市场极度低迷之时，别浪费时间操心你的头寸萎缩或者亏损加大。不要和市场上其他人一样只知防御，相反地，你应该起而攻击，寻找纷纷中箭落马的价值股。2008年1月2日A股信托清盘前夕，我们在致投资者的信中，提出了若干个问题：什么样的公司值得长期拥有，什么样的公司只能阶段性持有；自我的恐惧和贪婪，宏观经济和通货膨胀。到2008年底，我们已经找到了大部分答案，对于其他仍然困惑的部分，我们期待09年和投资大师巴菲特相遇时，得到求证。我们会用一生的时间去完善我们的投资理论体系。赤子之心，坦诚伴您。赤子之心总经理赵丹阳2003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时间拉回2002年，那时香港仍未走出97金融风暴的阴影，房地产和股市非常低迷。当时恒生指数在10000点左右，H股指数在2000点左右，我们在香港成立赤子之心中国成长基金。2003年初，基于中国的基本面，我们认为H股未来若干年有望挑战10000点(见相关媒体报道)，所有人都认为是笑谈。2004年2004年初，大陆A股市场已经下跌了近三年，系统性风险已经释放，我们和深国投合作成立赤子之心中国一期。2005年5月25日，A股1060点，同样基于中国强劲的基本面，我们认为A股未来三到五年会达到3000到5000点(见相关媒体报道)。2006年2006年底，在致投资者信中，我们谈到“充沛的流动性一次次把市场推向更高的位置。2007年我们最重要的事情依然是风险控制，在适当的时机有些估值偏高的股票，我们会考虑套现。”至今日，H股和A股都已越过我们所理解的范围，我们在H股10000点，A股3500点实现了我们的收益。回头看，我们过早地出局。指数的顶和底永远是个谜。今天，就我们的投资能力，已找不到既符合我们投资标准又有足够安全边际的投资标的。未来一段时间，市场的强劲也许会持续很久，经过慎重考虑，并和两个信托公司沟通后，赤子之心作为顾问的所有信托将尽快清盘。将投资款返还给投资者，便于投资者自由把握未来投资机会。回顾赤子之心过去五年的业绩，我们没有一个投资者亏损。赤子之心香港是一个对冲基金，我们的投资参照不是指数。我们的目标很简单，长期实现HIGH AND HIGH。打个不贴切的比喻，就是希望每一年年底要比上一年有正的回报。长期看，对投资而言，这是极具挑战性的任务。在回避风险的前提下，取得一定的正向回报，至于回报的多少，我们只能怀着感恩的心态，由上帝决定。在2003年成立香港基金时，我们的小册子第一部分这样写着：投资的哲学――生存的艺术基金的优势首先不体现在一段时间、某只股票赚钱的多少，而是体现在持续控制风险的能力上。风险的量化程度是衡量基金经理专业化程度的标志。在投资界，“活下来”永远是第一位的。但是对专业投资而言，单方面讨论风险测度是没有意义的。投资的核心是确定风险和收益的对称性。任何风险资产都是可以投资的，只要有足够的收益补偿。投资研究的核心目的是寻找风险—收益之间的对称关系。围绕着这一对称关系，可引伸到投资的所有领域：股票的风险及定价，保险资产的风险及补偿，抵押债券的定价，期货、期权等衍生工具的定价等。专业投资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寻找这种风险—收益关系的偏差，当市场因为各种原因使我们的研究标的出现风险—收益的非对称定价关系时，便是我们获取超过市场平均利润的机会。最普遍的例子最普遍的例子，寻找低于市场平均市盈率以下的股票――根据平均市盈率水平来保护交易头寸，就是运用这则原理最简单的作法。但是作为基金、作为专业投资者，我们需要从更大的范围考虑：1、目前该市场的整体平均市盈率水平合理吗？2、该公司股票的市盈率水平合理吗？3、市盈率指标足以反映公司的内在风险吗？4、是否有更好的风险-收益的测度手段？我们将永远坚守我们的生存哲学。2007年赤子之心将更理解：什么样的公司值得长期拥有，什么样的公司只能阶段性持有；自我的恐惧和贪婪，宏观经济和通货膨胀。我们需用一生的时间去完善自我的投资理论体系。赤子之心，坦诚伴您。赤子之心总经理 赵丹阳2008年2008年我们的信托计划成立前夕，我和好几个朋友探讨了这样的问题：时间的玫瑰什么时候才会开放，价值投资的困惑，什么样的公司值得长期拥有，什么样的公司只能阶段性持有；自我的恐惧和贪婪，宏观经济和通货膨胀。到2008年底，我们已经找到了大部分答案，对于其他仍然困惑的部分，我们期待09年能和朋友们共同探讨和求证，我们会用一生的时间去完善我们的投资理论体系。2009年2009年我们用实践证明了我们方法，也有了新的困惑，做好的投资人，是要用一生去努力的事情，我们仍旧坚信10年我们将战胜大盘，跑赢市场。

7. 赵丹阳的个人名言

少时读经史，通义有权谋。狴犴逢鸡犬，藏爪牙忍受。未蒙慧眼识，寥落在兰州。他时遂壮志，四海一哭休！

8. 赵丹的人物轶事

 赵丹比周恩来小约20岁。他从小酷爱戏剧。少年时期，他受田汉“南国社”及“摩登社”很大影响和启发。1936到1937年间，赵丹先后主演了《十字街头》和《马路天使》——这两部优秀影片，被公认为是中国30年代电影的代表作，在世界电影史上也享有盛誉。1937年“七七事变”后，赵丹立即参加了公演抗战名剧《保卫芦沟桥》，并投身于“抗日救亡演剧三队”。年青的赵丹把不满周岁的爱女托付给外婆照顾，结队从上海出发，沿着长江来到武汉，沿途巡回演出抗战戏剧，唤起民众。在抗战初期的武汉，当时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来，给10个抗敌救亡演剧队全体队员作动员报告，他们认识了，一见如故。赵丹接受了周恩来布置的任务，全力以赴投入义演献金活动。从此周恩来常对人们说：“我和阿丹是老朋友了！”赵丹常对人们说，他一生最敬佩的不是别人，是周恩来！抗敌救亡演剧队在周恩来、阳翰笙的领导下，辗转来到重庆。赵丹在重庆公演《全民总动员》、《上海屋檐下》、《阿Q正传》等话剧，周恩来经常去观看赵丹的演出。1939年秋，满腔热情的赵丹与好友徐韬、王为一、朱今明等10人结队赴新疆开拓新剧工作。当时新疆由盛世才统治。盛世才宣布“和平、建设、民主、民族平等、亲苏、团结”的六大政策，以进步的表象迷惑了一些人。周恩来在重庆了解到盛世才是“假革命、真投机”，盛世才政权已经逐步暴露出反动的本质，听说赵丹等人已经出发前去新疆，周恩来连忙派阳翰笙、冯乃超等赶紧去把赵丹接回来。冯乃超一直驱车追到嘉峪关，可惜没有来得及追回赵丹他们这支文艺队伍。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赵丹等人遭反动军阀盛世才迫害，于1940年5月被捕，入“迪化监狱”关押四年之久，形势万分险恶。周恩来和阳翰笙多方设法营救他们出狱。赵丹等人九死一生从新疆回到重庆，周恩来又设宴给他们压惊。1945年春，赵丹回重庆后重返舞台，导演了茅盾的话剧《清明前后》，受到热烈欢迎。抗战胜利，赵丹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上海。解放前夕，根据阳翰笙同志等地下工作者的策划，赵丹开始在昆仑电影公司主演历史巨片《武训传》（上下集），解放初期方才完成并公映。想不到，赵丹主演的《武训传》和《我们夫妇之间》都受到极不公正的严厉批判。这以后，赵丹有整整四年不能拍电影——尽管如此，周恩来还是保护和帮助了赵丹，当时，以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屈原”的艺术活动为缘由，周恩来指示把赵丹从上海调到北京，主演了郭沫若的历史名剧《屈原》。从1954到1964年间，赵丹重上银幕，主演《为了和平》、《李时珍》、《海魂》、《林则徐》、《聂耳》、《青山恋》和《烈火中永生》等，达到了他一生表演艺术的高峰时期。这一切，跟周恩来的关怀、爱护是分不开的。周恩来在繁忙的国务活动之余，喜欢跳交谊舞。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每年赵丹要到北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年会，或者为电影事业出差，经常应邀参加周恩来举办的舞会。有时周恩来为了让赵丹赵青父女俩在晚会上及时欢聚，还特地打电话通知，并且专派他的警卫员乘坐总理的小轿车来接父女俩。周恩来经常选赵青为第一个舞伴，然后他就坐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赵丹、赵青父女俩翩翩起舞。一次晚会上，周恩来把赵丹请到身边谈心。赵丹向周恩来诉苦，说是上海的“棍子爷们”（指当时在上海主管党务、宣传工作的柯庆施、张春桥、姚文元等）老要整他：“抓住我一两句话无限上纲，揪辫子、打棍子、戴帽子，批得人人灰溜溜的真没劲！”周恩来鼓励赵丹：“不要害怕，有什么说什么！放心演好你的戏、拍好你的电影，这就是你最大的任务。我了解你。”为这个，亲友们总是劝告赵丹：“管住你的嘴巴别走火！”但是心直口快的赵丹有时仍然管不住自己的嘴巴。赵丹激动地对周恩来说：“总理呀，请你给我发一张免斗牌！请棍子老爷们不要再斗我！不要随便对我们揪辫子、打棍子、戴帽子！我是个艺术家，不是什么政治家。请关照他们别用政治家的标准来要求我，请用艺术家的标准来要求我！让我心情舒畅一些，发挥我的特长，好好为国为民拍它几十部杰出的影片……请你一定要给我发一张免斗牌呀！”1961年周恩来主持广州会议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就是说，脱下了反动剥削阶级的帽子，加上“工人阶级一分子”的桂冠。这是赵丹最高兴的时刻。1962年在北京香山举行的全国电影讨论会上，为了一个艺术问题，赵丹竟然跟周恩来公开争论起来，争得面红耳赤，不肯相让。周恩来只好说：“你赵丹是一家之言，我周某人也是一家之言嘛，两种观点可以同时并存。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嘛！你赵丹完全可以不同意我周某人的看法，坚持你自己的看法。这是正常的。这是你作为艺术家的权利嘛！”周恩来总理还喜欢请赵丹一起吃饭，他甚至给赵丹起了一个外号，因为赵丹胃口特别好，吃到最后总是把满桌子的残汤剩菜一扫而光，所以周恩来开玩笑叫他“赵光腚”！有一年中秋节，周恩来、邓颖超特意请赵丹到中南海西华厅他自己的家里，共桌吃螃蟹。持螯对菊，赏心悦目。在这充满诗情画意的月白风清之夜，赵丹竟然敢说：“总理呀，你知道我是艺术家，不是弄臣！艺术家有良心，不会拍马屁；弄臣尽拍马屁，可没良心哪！”说得周恩来哈哈大笑：“好！我最欣赏阿丹这豪放不羁的个性！”岂不知后来赵丹就为这“豪放不羁的个性”被江青一伙迫害得死去活来。白杨回忆道：“阿丹为人奔放、洒脱。性格坦率、爱诙谐。出言机智幽默，有时令人捧腹不已，给人以感染、以欢乐；有时又语多痛快淋漓，往往一针见血，赤诚相见……”因此，周恩来觉得他在电影界最知心的老朋友之一就是赵丹。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一直到“文革”前夕），他们俩每年都要见面好几次，谈话推心置腹，真是莫逆之交。 粉碎“四人帮”以后，赵丹并没有立刻得到“彻底平反”。相反地，上海市有关部门中仍然有“四人帮”的残余分子掌权，他们不让赵丹重登舞台、重上银幕。1977底，赵丹专案组才宣布恢复他中共党员的组织生活，给赵丹做的政治“结论”，仍然带着一个“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尾巴。赵丹坚决保留自己的“不服”意见，没有在这个“结论”上签字。1977年迎新晚会在文化广场举行，赵丹和白杨复出，首次露面朗诵纪念周恩来的散文诗《中南海的灯光》，受到全场一万多群众的热烈欢迎。由此，赵丹产生了一个最大的愿望：要在银幕上扮演周恩来总理，让周恩来的艺术形象在电影中复活、永生。他还一心想自己导演、自己主演。赵丹看到一部反映北伐战争、南昌八一起义的历史剧本《八一风暴》，顿时心潮澎湃。后来，赵丹约了几位朋友，从上海到江西南昌、九江，攀庐山、访安源；又转向武汉三镇、登黄鹤楼；然后南下广东，探询黄埔军校旧址……为了改编电影剧本《八一风暴》，他不辞劳苦，付出了多少心血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当时的上级领导机关未予批准，《八一风暴》没有拍成。然而，过了些时候，赵丹的老搭档张瑞芳又告诉他一个好消息：“阿丹！我们推荐你在《大河奔流》里扮演周恩来总理！这下子可让你过瘾了吧？”赵丹眉开眼笑，像个孩子一样蹦跳起来。北京电影制片厂准备拍摄《大河奔流》的正式邀请书来了，郑重通知他在该片中扮演周恩来。赵丹看了李准执笔的电影剧本，研究、推敲后，皱着眉头说：“这个本子，还是帮派味儿不轻！有些地方装腔作势……要好好修改！”但他反复考虑以后，又表示：“这毕竟是周恩来总理的艺术形象第一次上银幕啊！我要全心全意尽力而为，这是对周恩来总理最好的纪念呀！”当时北影厂约定的导演是谢铁骊，主演是张瑞芳。在影片筹备期间，也把赵丹邀请来了。赵丹应邀住进招待所，对女儿赵青说：“向你请假一个月，别来打扰我！”他每天忙着仔细观摩周恩来生前的纪录片，认真研究文献资料，一言一笑一举一动琢磨周恩来的神态表情和心理活动。为了使得下巴变成像周恩来总理那样丰满宽厚，特地请牙科医生在内腮充填了软塑料。赵丹又把脸膛绷起来……经过一系列精心设计和努力实践，拍出“试妆照”来，真跟周恩来一模一样！张瑞芳看了，兴奋得大叫大嚷：“周总理复活了！”但是，过了几个月，正式拍电影的时候，却把赵丹撤换了下来，赵丹对此勃然大怒，他跟黄宗英一起去找当时文化部的黄镇部长，询问：“北影厂给我发的是正式邀请书，为什么又翻脸不认呢？我赵丹到底有什么问题？究竟为什么不让我演周恩来？”部长说：“不就是一个戏吗，不让演就别演，以后再演嘛！”赵丹忍无可忍，立刻回嘴：“我说你不就是一个部长吗，别做了！以后再做吧……”后来一些小道消息传到了赵丹耳朵里，某位将军认为：“赵丹太有名了，如果让他演周恩来总理，观众只认得赵丹，会影响影片的政治效果。”又听传说，某位官员认为：“赵丹历史上跟江青的关系究竟怎样，还没有彻底搞清楚，因此赵丹演周总理不合适。”赵丹闻听到这些流言蜚语后不再争辩——白天变得沉默寡言，夜晚却一个人蒙在被子里痛哭……三年后，赵丹满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1980年10月5日清晨四五点钟，赵丹忽然异常清醒，目光明亮，话语清晰。妻子黄宗英意识到，这是回光返照。医生和家人一直瞒着赵丹，他得的是癌症。赵丹其实知晓自己的病情，只是从未揭穿大家善意的哄骗。可这次，赵丹突然向妻子交代身后事。黄宗英没有表现出惊异，只是抚着赵丹的手静静地听。10月10日，赵丹去世。赵丹去世前两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被人们称作“赵丹遗言”。1980年9月，《人民日报》文艺版开展了“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赵丹的文章，就是作为这场讨论中的一篇。 赵丹在文章中写道，“《人民日报》正开展‘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看到‘改善’‘搞活’的标题，颇喜；看到‘编者按’中‘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必须改善，通过改善来达到加强，在这方面我们是坚定不移的’，又忧心忡忡了。”“我们有些艺术家——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不屈不挠的艺术家，一听到要‘加强党的领导’，就会条件反射地发怵。因为，积历次运动之经验，每一次加强，就多一次大折腾、横干涉，直至‘全面专政’。”赵丹说，“至于对具体文艺创作，党究竟要不要领导？党到底怎样领导？党领导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党领导农业政策、工业政策的贯彻执行；但是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一个补丁都管，管得8亿人民只剩下8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引起我们警觉吗？” 。赵丹在文中质问：“哪个作家是党叫他当作家，就当了作家的？鲁迅、茅盾难道真是听了党的话才写？党叫写啥才写啥？！”“并不是哪个党、哪个派、哪级组织、哪个支部管得了的。非要管得那么具体，就是自找麻烦，吃力不讨好，就是祸害文艺。”赵丹还说，“各文学艺术协会，各文学艺术团体，要不要硬性规定以什么思想为唯一的指导方针？要不要以某一篇著作为宗旨？我看要认真想一想、议一议。我认为不要为好。在古往今来的文艺史上，尊一家而罢黜百家之时，必不能有文艺之繁荣。”赵丹还说到“外行领导内行”问题，提出“为什么要死死拽住那么多非艺术干部来管住艺术家们呢？有些非艺术干部在别的工作岗位上也许会有所作为的。可是，如今那么多‘游泳健将’都挤到一个‘游泳池’里，就只能‘插蜡烛’了。” 。赵丹以自己筹拍《鲁迅》为例说，1960年试镜头，反反复复，胡须留了又剃，剃了又留，历时20年，最终还是没拍成。赵丹还指出，文艺创作是最有个性的，文艺创作不能搞举手通过！可以评论、可以批评、可以鼓励、可以叫好。从一个历史年代来说，文艺是不受限制、也限制不了的。赵丹的文章发表在1980年10月8日《人民日报》五版头条。文章见报当天下午，时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的袁鹰带着报纸去医院，赵丹病势垂危，正在抢救。黄宗英含泪告诉袁鹰，她上午告诉赵丹，文章发表了，赵丹眼珠动了一下。